要多少歲月才能驅散黑暗《記憶與遺忘的鬥爭：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》
作者：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
出版社：衛城出版
出版日期：2015/10/21
頁數：564頁
ISBN：9789869211307
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泛指1945年至1980年代末期，歷史事件分界則以國民黨遷台成立政府，至蔣經國解嚴為止。蔣介石的軍政體制以敗軍形象撤退到台灣，為樹立政治權威，肅清異己及異見人士，即以打壓共產主義勢力為名，放任特務、私刑及監控體制，任意拘留處決及殘殺台灣人。最保守估計的直接牽連受害者，已多達14萬人或以上。
白色恐怖至今後逾30年，台灣仍在「轉型正義」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的路上。《記憶與遺忘的鬥爭：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》（下稱《記》）是一套報告書，由「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」參與成員分章寫成。集合了當時台灣轉型正義之上第一手的資料。
轉型正義之路 終點遙遙無期
「轉型正義」（transitional justice）由二戰後衍生，專指將獨裁體制之下的定案及法律判決、轉化為民主政治之下的新定義，特別是指毋須要再一次推翻轉政府及憲法，以合法小組及修訂相關法例所產生的過程。當中的transitional，所指的是同一國家政體之下，對舊有社會或政治行為的再定義轉型，以符合民主化後的道德正義。
台灣於90年代解嚴，逐步民主化之後，即成立了由政客、學者以及白色恐怖家屬的眾多官方或民間組織，經過20、30年的整理及核查，重新平反逾千宗冤案，但即使如此，轉型正義之路仍然遙遙漫長，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，是台灣社會未就轉型正義的結果有確切的共識，即使是受害者本人。
《記》書中提及不少受害者及親友的個案，即使今天的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，即使所有司法走在陽光之下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仍然不願意開口談及當年所受的逼害。你或許會覺得奇怪？為什麼，為什麼有人替你平反，你卻不願意表達？
書中指出原因在於，在白色恐怖橫行期間，單是受害者本身的存在，已為更多人帶來傷害與痛苦。
監控橫行 人性瘟疫
蔣介石所奉行的戒嚴不單是軍事上的，而是將獨裁權力全面延伸到社會。被逼害人士即使免於皮肉或牢獄之苦，仍然會在社會上受到逼害，包括工作及日常生活都會受到政權的監控，包括家人的朋友都會被精神壓迫。這即令被逼害者本人士感到自責及愧疚。即使社會自由化之後，他們寧願不發一言，也不願意面對當年的創傷。
同理地，當社會出現普遍噤聲、自我滅聲的狀態，大眾即使不是政權針對的對象，亦寧願與所有戒嚴及政治問題保持距離，成為旁觀者。如果要重整所有歷史，將會當新勾起當年「中立者」的罪惡感，甚至被自己身邊的友人重新追責。這種雙向性的罪惡感循環，導致被逼害者寧願默默在正常社會中重新生活，也不願再提出昔日被逼害的歷史。
白色恐怖之下，受害者並不是只是單一個體，而是群體，乃至社會。不但眾多知識份子被秘密處決，死無葬身，更由於監控與特務橫行，整個社會會陷入一種噤若寒蟬，冷眼相待的自我肅殺氛圍。每一個人隨時都是袖手旁觀者、加害者、無意透露信息者。甚至為了換取安全，而向政權提供逼害他人的線索。
白色恐怖的痛苦有如病毒，只要出現源頭，就會造成整個社會上的人性瘟疫。
失去「關鍵自由」 社會從此失陷
「在威權體制下成長的世代，永遠很難清楚地知道究竟錯失了什麼，因為可以完整追尋生命中的各種可能性的機會並不存在。」
轉型正義可被粗略為分四個階段：一、平反、二、追責、三、修改法律以防止舊禍，四、和解。《記》全書涉及整個台灣轉型正義的過程，記錄不少二二八事件、陳文成事件等珍貴史料。根據上文亦可想而知，最難以突破的，是最後一個階段：和解。
轉型正義所指的和解，狹義可指受害者與政權／加害者之間的和解，宏觀則可以指是整個民主社會與舊政權人士之間的和解，及至台灣願意全面重新定義蔣介石、郝柏村、國民黨、等等於白色恐怖時期的角色，直到能夠嚴肅坦然面對整段歷史。然而，30多年過去，轉型正義所有修補的，只是極少的一部份。
書中提到，即使極權鎮壓過的只是3％的人口，但當整個社會看見3％人生自由及生命會被輕易剝奪，這3％就會成為「關鍵自由」，而導致整個社會的失陷。一個世代、甚至兩至三個世代之後，都會失去自由及生命的動能，這種失去的時光是絕對不可能追討的，也就自然不能彌補及和解。
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仍然非常漫長，即使光明到來，仍然無法照亮世上曾經有過的黑暗。
走筆至此。筆者不嫌冗悶，文末再附上台灣電影《返校》主題曲＜光明之日＞的一段歌詞，願所有人都能享有生而所有的自由。
「故事邊緣 腳步輕聲響起
走廊盡頭 世界分崩離析
握在手中的 自由如此輕盈
你把它留下 獨自奔向樹林
願你能看到 晴空已光明」
（作詞：雷光夏, 盧律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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