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時代的結局也許早就寫好了 -《萬曆十五年》黃仁宇
作者：黃仁宇
出版社：食貨出版社
出版日期：1985/04/10
頁數：357頁
ISBN：9789578876019
上世紀清亡後，中國政局經歷動盪劇變，西學東漸的大環境下，反而成就了一代承先啟後的大師級知識份子。說到歷史，則不能不提黃仁宇先生，以及他的名著《萬曆十五年》。
黃仁宇的身世非常傳奇，曾經是國民黨職業軍人，認識機械電工，也曾到美國陸軍參謀學院受訓，直到50年代，退出軍政界後轉攻歷史系，又反而給他開拓了自成一家的學說。他的博士導師正是漢學大師余英時先生。
黃仁宇提倡他自言的「大歷史觀」，不再是以單一的事件去分析歷史，而是從數據、經濟數字、人口流動、以致整個社會的文化社會框架去理清歷史事實。《萬曆十五年》正是展現他大歷史觀的代表作。
變革勢力消失 妥協勢力抬頭
《萬曆十五年》全書一如其名，是由明代第14位皇帝明神宗在位的第15年、即1587年開始說起。如果中學時有讀過明史，大概不會記得這一位皇帝，最多記得明代的皇帝多半獨裁而懶惰，對萬曆年一無所知－－黃仁宇卻認為，這一年對於明代的朝政發展極具代表性，更是明朝衰亡的開始。
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其實什麼大事也沒有發生，但各種懸而未決的問題，累積以久的體制負面因素，卻足以令整個政權無法起死回生。
這一年，明朝最後權臣張居正已逝；張居正信任朝中宧官馮保被政敵彈劾，及後病逝；戚繼光被罷免；明神宗寵愛的鄭妃生下兒子，卻因為不是長子，而不能如神宗所期望般成為太子，令神宗意興䦨珊；內閣首輔申時行開始發展出皇帝與群臣的協調機制。
黃仁宇透過張居正、馮保、申時行、戚繼光等人生前生後的事跡，認為神宗於萬曆十五年終於無法忍受政治及體制上的重擔，逐漸不再上朝，不批閱奏章，慢慢成為定例，明代的政制轉趨官僚化、體制化。張居正曾經勵精圖治的政治力量完成消失，戚繼光所代表的技術精英團體不復再現。
與此同時，改革者消亡殆盡，只剩下不求寸盡的協調者，新首輔申時行為避免群臣動輒得咎，對神宗百般遷就，在政事上亦寧寬勿急，致使明代萬曆年過後再無顯著的善政。
平靜穩定 卻一無是處
黃仁宇在《萬曆十五年》引用他設想的大歷史觀，剖析明代一朝由朱元璋開國至萬曆十五年，已有國祚219年，為何在神宗過後卻顯然一沉不起，原因其實不是在當朝的人物及施政，而是來自於明朝立國以來，乃至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保守氛圍。
黃仁字以詳盡的篇幅，分析了一個一般人較為陌生的人物：李贄。他是明代的讀書人，聰明過人卻倔強，他認為當時儒學發展程朱理學，己經是派系壟斷，又認為重農抑商已不合時宜。今天看來合理不過的言行，在當時卻不合於明代的保守氣氛，晚年更被上書獲罪於神宗，於獄中自刎而死。
李贄所透露出的社會封閉氣息，正是黃仁宇想表達的大歷史著眼處。他認為明代是封閉的帝國，對於讀書人的長久壓制及嚴酷的文字獄，令知識份子將「絕對安全」的道德戒律提到最高，以儒家道德議定所有問題，但國家並不能單靠道德來管治，造成明代儒生官僚一無事功。
「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，不要先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。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，不能分割，也不便妥協。如果道德上的爭執持久不能解決，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，則遲早必導致戰爭。」
同時，明代國土遼闊，資源不至於貧乏，外族亦未能至於與明抗衡，在鄭和下西洋後，東南方島國亦臣服於明朝，日本倭患更是不足為懼（明代中期正值室町幕府中後期）。這種無需被逼開放的內向基因，令政權能夠如神宗般怠於政事，仍可以長時間殘存。
這份因循的治政風格一旦成形，而再無張居正、海瑞等有志之士，即使統治者如祟禎帝有意重振國威，亦未必能夠完全扭轉彊化逾二百年的官僚體系，最後在關鍵時期下錯決定，只要有強勢的外力，就注定會亡國。
在黃仁宇的筆下，萬曆十五年是平靜的一年，卻也是一無是處的一年，標誌明代所有體制已完全失去活力，注定步向覆滅。
大歷史之下 巨變早已注定
黃仁宇逝於2000年，「大歷史觀」功過至今未有定斷，主因在於，黃仁宇描述歷史方式較具有敘事性，著重於宏觀的定義，與傳統講究引用，對照因果承接的歷史書藉不太一致。
有人甚至說黃仁宇是為了展現其大歷史觀，以決定論方式選擇了萬曆十五年，而不是有確切事件發生的萬曆十四年、或是張居正逝世的萬曆十年。據說當年《萬曆十五年》被英美出版社退稿多次，最後才由黃仁宇本人自資，於中華書局出版。
筆者並非從事嚴謹的歷史研究工作，也不敢妄議到底黃仁宇的大歷史觀是否完善，但筆者由求學時期起讀過《萬曆十五年》，如今再讀一次，又會發現書中的歷史變得「栩栩如生」。歷史書記載的人性，似乎以變奏的形式重現。每一個大時代的變局，其實是來自更久遠之前的宏觀政策，而這些政策又往往與更遙遠的世代思維有關。
換句話說，只要將我們身處的當下放在大歷史的框架裡，其實所有的矛盾，都是不同的思維或是文化框架之下的長遠爭端。香港人近年常提「蝴蝶效應」，親歷其事的我們也許終能明白，導火線的火種或許是隨機的，但香港的早注定要經歷這樣的一場巨變，因為自由與專制兩種思維無法協調的話，就必然會是衝突。
當我們適逢其會，置身其中，靜下來重讀歷史，會否能夠發現，時時刻刻難免的感傷之外，大歷史其實仍在行進之中？我們身為歷史的一員，也許都有該完成的事功，去成為推動時代與歷史的力量。就惟有希望能預見的結局，恰如我們所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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